创新创业
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的衰退，中国经济也面临了同时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巨大压力。经济周期，由人的理性、贪婪和后知后觉而起，牵动着各行各业的神经。
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价格上涨，融资难，消费能力降低。就连风头正劲的互联网新贵们，也做好了过冬的准备。
冬日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做的呢？
近一段时间，好像上ERP或者其他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司不少，为了提高管理压缩成本过冬。看一篇国外的文章说，修修补补的行业，在经济低迷时会好做。食品行业也不错，朋友的系统卖了好多套。
原载NY Times
买房和租房哪个更划算？个人需求、价值观和经济状况当然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抛开这些因素，但看钱的话，下面的计算器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
在新窗口中打开
经常有一些朋友让我推荐些书。除了谢谢他们信任，于我，列书单，真的是件很难的差事。每本书都有或多或少的价值和意义，列或不列任何一本书，都得小心取舍一番，又因为读者的背景和期望不同，你很难列出一张针对任何人的书单。再加上，我的学识和阅读有限，实在不想好为人师。就像营销里的Market
Segementation，同样是励志，有人喜欢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有人喜欢Peter.Druker的《个人的管理》，还有人喜欢那个叫卡耐基的男人。
不管怎么样，有一本书我都是会推荐的。
那本书叫《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
末了，我还加上一句，你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你的窗户。
1.
这是一本写于70年多前的书，它经常被人错误的放在农业书籍这一栏，而事实上，这是本人类学的著作，而且和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一样，这是一本博士论文集。
然而这本书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苦涩乏味。
7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慢慢崛起，民国仍然在混乱中探索着三民主义，而日本人已占领东三省，并且觊觎着关内。
费孝通刚从清华毕业，作为一个人类学专业的硕士，他知道继续研究或许是对他这个苦难的国家最好的交代。
1935年秋天刚毕业的他拿到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PH.D入学通知书，走之前，他忽然觉得作为人类学家，在出国前进行现场勘察Field
Study是必要的。于是那一整年他决定和她妻子，一个叫王同惠的女人一起去广西大瑶山考察。1935年冬天的雪下的特别大，意外发生了，108天的新婚妻子死了，而他也重伤。
伤的是肉体，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对学术的执着，毕竟，这是祭奠亡妻的最好方式。于是多年以后，每当我们翻开他的著作时，第一页上总会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他的感情生活，在25岁时就结束了。
1936年的夏天，他收拾好行装，在出国前的两个月考察了开弦村，也就是江村。
上海到威尼斯的航程让人烦闷，他在船上无所事事之际，写下了他在江村的所见所闻。
26岁的费孝通不知道，这本书将奠定他在学界的地位。而他也将在几十年后因之收到赫胥黎奖。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才辈出，国家危难的时候总有俊杰挺身而出。
2.
马林诺夫斯基在评价这本书时说：”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以复述静止过去。它有意识的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自己说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
比如八字（52页），通常中国的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之间的八字，即年、月、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在这里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
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婚姻是包办的，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要想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孩子无异于赌博。每户人家都想找最好的媳妇，这个好，意味着能生，能干活。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
如果你的婚姻不完美，那么这是命运，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
第十二章堪称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费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市场的变幻，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中国的政经疑云，当500强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费老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任何有志于在中国开创事业的年轻人，更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了。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然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大部分生活在其中之人都感受不到并且难以叙述，但又不得不顺着它生活，比如我们依然会喜欢男孩、我们会保持父母子女间的亲密感，我们会走亲访友，虽然已经没有了”族”的概念。
费在序言的这几句话似乎点出了即将到来的那场席卷神舟大地的社会变革：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
“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改变是更加困难了，当以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代替它的制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酒组织的起来的”
当然，生涩的翻译又一次影响了人们的阅读的快感。
书的最后，费给出了预言式的论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上。
如他所言，又一轮政权的更替，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
3.
mao时代，领袖在说：”百花齐放”，而事实上是”万马齐喑”。自此中国没有社会学、没有心理学、没有人类学，没有了一切”资产阶级”的学科。
事实上大部分社科学者的重要作品都在解放前。
我读费老50年代写的《重访江村》，言简意赅，虽然少不了那个时代的文字烙印，但依稀保有着一些批判的精神，他观察，二十多年过去了，江村的生活似乎比二十年前还要糟糕，人民公社并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作用。主要的原因，依然在于乡村经济的制约，公共生产资料的落后，人们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及他曾经说过的那段话：
“今天我非常激动，在这事件中（学生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学生–学生正在到处寻找领导–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曾明确地说，我不参加共产党……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这么想，请看吧，在选举中群众是否支持我。”
虽然最后的十几年，他像很多人一样被塑造成了工具，披着华丽的外衣，做为太平盛世的吉祥物，他是人大副委员长，民主党派副主席，他不再是那个血气的知识分子了。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应该忏悔的依然在道貌岸然的指指点点，而又有多少人能说自己问心无愧呢。
他的学术和他早年的经历足以赢得我的尊重。
历史会原谅他。